在尊龙凯时的持续资助下，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黄耿志（第一作者）、薛德升（通讯作者）等最近在Antipode发表了关于我国城市中摊贩空间管理政策与模式的重要研究成果。Antipode杂志创刊于1969年，是全球著名的地理学理论争鸣期刊，专门登载理论批评和争论的学术论文，2013年在地理学国际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第7位。

　　城市摊贩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城市中均存在非正规的摊贩，他们多聚集于城市中最好的商业区位，给城市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摊贩也成为我国城市中日益普遍的现象，他们不时与市民、城管产生冲突，成为城市管理中的热点问题。

　　现有的摊贩空间管理的主流模式建立在对西方、非洲和拉美国家城市研究的基础上。其核心思想是“排除主义”（Revanchism，或译为复仇主义），指在全球政治经济背景下，城市政府为了吸引投资，需要为资本提供美化的城市环境，所以必须把影响城市环境的非正规摊贩从空间上予以排除。美国纽约和非洲突尼斯等城市是此类空间管理的典型。近年来，少数学者建议采取兼有支持和排斥两种理念的“折中”（Ambivalent，或译为矛盾的）模式替代“排除主义”，但缺乏基于实证研究的实质性的贡献。

　　在对国际相关研究成果系统梳理总结的基础上，薛德升团队以广州为案例，对20世纪后期以来我国城市摊贩空间行为及其管理模式的变化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首次揭示了我国制度因素对城市摊贩空间行为及其管理模式产生的影响，对西方主流理论提出了有力挑战。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对城市摊贩空间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既接受（inclusionary）又排斥（exclusionary）的“折中主义”（Ambivalence）。这一模式受到我国经济体制、社会发展阶段及政府管理理念的影响巨大，因而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时间、空间演进特点：1）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城市政府对摊贩基本采取“排除主义”的空间管理模式，受到了摊贩各种方式的反抗；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和谐社会”建设和关注民生的执政理念，为建立疏堵结合的“折中主义”空间管理模式提供了政策指导；2）摊贩在城市政府设立的“疏导区”被接受，而在自发占据的火车站广场、珠江两岸和桥面等重点空间则被排斥，形成了具有分工的空间模式；3）在摊贩“疏导区”的建立过程中，引入了政府、摊贩、媒体和相关利益群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对摊贩的空间安置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审稿专家高度评价了这项工作的研究意义，认为文章的发现说明西方的“复仇主义”理论无法解析中国城市的现实，文章发现的基于中国制度背景和城市现实的模式，为“折中主义”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可为更广地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城市政治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该成果是薛德升团队在尊龙凯时项目资助下对我国城市非正规经济和城市空间研究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之一。该项研究工作先后得到尊龙凯时面上项目“中国非正规城市化：动力、空间与管治” （批准号40771066）和重点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全球化：过程、格局、动力与空间” （批准号41130747）资助。

　　论文连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anti.12031/pdf